还不如在老家种瓜,收麦,打菜籽 。
这正是夏季双抢农忙的季节,乡下有忙不完的活。
而我在这里除了做核酸就是做核酸。
大好时光都被浪费了。
今年千不该万不该来北京。
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了,得依靠老公吃饭交房租了。
小玲说:“北京不是没活,是有活你不愿意干。”
她是钟点工,说的是做家政保洁工作。
想一想1993年,我初来北京时,干的就是跟家政保姆差不多的活,
二十多年过去,我又回到起点,难道还是要靠干家务活谋生计?
我的自尊心可是接受不了的,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的业务经理。
我当然明白,疫情期间,没有业务,没有收入,个体老板什么也不是,只有一张消耗资源的嘴巴。
小玲说我看不起做家政保姆保洁工作的。
我没有看不起,相反我很佩服他们凭自己的劳动吃饭,在这疫情期间还能有收入。
只是我忘不了往事。
我风华正茂,却在一家电脑公司做饭,给单位五六位员工做工作餐。
自然包括打扫卫生,有时,单位职工的家属和朋友也来蹭饭,就不是做五六位的,而是做八九位的人吃,这几乎是常态。
如果是从总部那边过来做活动,就得做十几个人的饭菜,当然很辛苦。
辛苦我倒不怕,怕的是伤自尊。
有一次中午,我正在厨房炒菜,总经理的小舅子进来,说有客人来了,让我去倒一杯茶水。
我只得关掉煤气灶,出去给来的客人倒茶。
倒完茶,又回来打开煤气灶炒菜。
我当时心里特别气愤,以至于现在还记得当年的情景。
你在这个公司地位是最低的,谁都可以使唤你,你就是一个伺候人的丫头。
那些当经理的能力不大,很会摆谱,给客人倒个水,不会吗?
他们年纪轻轻的,也只比我大不了几岁,头发梳的油光水滑,总是一副歪嘴刁着斜烟,时时刻刻摆出贵族老爷的架势。
这些人只动嘴,不动手,装出高人一等的神气。
还特意跑到厨房,我正忙得不可开交,锅里的菜炒到一半,关火去办公室给他们倒茶。
从那以后,我越发厌烦那个做职工餐的工作。
分工不同,挣钱多少,就意味着贵贱。
我下决心学习财会知识,为的是摆脱家政保姆的服务工作。
没过多久,电脑公司总部的董事长觉得我的天分给公司做饭,确实有点屈才。
1994年的夏天,我花了五百块钱报了人民大学的一个财会培训班,准备考会计证,经常吃完晚饭去上课。
董事长见我在努力自学财务知识,让我转岗做这个公司的财务工作,会计兼出纳,还请了一个兼职的专业会计手把手地教我做账。
我就找了一个老乡,顶替我为电脑公司做职工餐。
做职工餐的月薪是二百六,管吃管住,做财会的工资那时是管吃管住五百块。
在那个年代也算不错的,那时经理们的月薪比我多不了多少。
一个初中生,没学历没背景没特长没口才没文化,我却心高气傲,不安于现状,
做职工餐也就做了半年,我就晋升到做财务,月薪差不多涨了一倍。
就说钟点工小玲,她有时能赚个三四百,大多数时候,只能挣一二百。
也还受委屈。
有一次她到一个客户家里,把客户放在地面上几片有点焉的白菜装进垃圾袋里带出去扔掉了。
客户没完没了地在微信里发语音,说她怎么回事呀,做事不在状态上,那白菜是留给狗吃的,怎么就扔掉了?!
水锅里的碗没让她洗,她干嘛要洗?
说小玲做事没有计划,故意耗时间,应该进门就开洗衣机洗衣服,再去扫地,
而小玲先是扫地后洗衣服,说她不会安排事,做事没用心思,因为钟点工是按四十块钱一小时计费的。
像这种挑剔的客户,小玲说碗不洗,她也是要说怎么没洗碗,洗了碗还是说碗并不想让她洗。
怎么做,她就是一个不满意。
小玲把那个年轻的客户发的语音给我听。
就为扔掉几片不新鲜的白菜叶,就说小玲做事不用心,没好的状态,就这么喋喋不休地埋怨个没完?至于吗?
这女孩闲得发慌,没事干,揪着这事发泄疫情的憋闷气吧?!
那女孩二十多岁,在外资企业工作。
她的房子一室一厅,也就是二三十平米,养一条狗,也让小玲去溜,在我看来,她自己完全能干。
我安慰小玲道:“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客户,才有你挣钱的市场,不然,像我这样勤快的,就没有你能干的活,你赚谁的钱,为了钱,忍忍就过去了。”
劝人容易自己难,让我忍,我是忍不了的。
干钟点工,干保洁工作的,客户还是不尊重她们。
这一行的地位无论人们怎么说人无贵贱,只是分工不同,我就不信。
干过的人都知道,这一行的地位很低,受气,谈不上快乐工作。
既然忍不了,就不能吃这碗饭。
既然吃不了这碗饭,就得寻觅其他的能吃饭的生计。
还是做自己的老本行吧。
不说别的,想想那些做保洁的,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才四五千块钱,我肯定累一天腰疼病就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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